第9节(5/5)

因为此役的目的，就是要杀掉恩铭，如果恩铭未死那就意味着目的未达，难免让人失望。之后，他低去，半晌无语。

毓朗见此以为他害怕了，接着又说：“你知罪吗？明天就将剖你心肝，你知吗？”

徐锡麟一听这话，便省悟过来，知毓朗刚才说的是假话。因为只有恩铭死了，才会对他以极刑。徐锡麟于是仰大笑：“这么说，新甫死了！新甫死，我志偿。我志既尝，即戮我为千万片，亦我不惜。区区心肝，何屑顾及？”

冯煦问：“你日常谒见抚台，为何不在房间里击之，直到今天这个场合才动手，这是为何？”

徐答：“抚台房间乃私室，学堂是公地，大丈夫事须众目昭彰！”

此后，他提笔写供词。在供词中，他慷慨激昂，历数满清罪行，重申排满革命宗旨。他承认在军械所死难的就是光复陈伯平，被抓获者乃宗汉宗汉。供他们来，是不想让他们光荣壮举受到埋没，用徐锡麟的原话即：“将来（他们）不能与我大名并垂不朽，未免可惜。”至于其他革命同志，他则守如瓶，并一再调众学生“均不知”，“尔等杀我，剁我两手两足，将我全砍碎均可，不要冤杀学生，彼等皆为我诱使然。革命党虽多，在安庆者实我一人”。

这份供词洋洋数百余言。此时的徐锡麟已抱定慷慨赴死之心，其铁骨铮然的豪迈之一览无余，跃然纸上。正如他在《》诗中所云：

军歌应唱大刀环，

誓灭胡玉关。

只解沙场为国死，

何须革裹尸还。

据章炳麟回忆说，徐锡麟早就抱定为革命抛弃一切的决心。他带妻儿去日本，回来时，有人劝他把家属留在海外，好歹留一血脉，但徐慨然说：“人都有妻，难别人也都移送海外吗？以自己安全，让别人危险，我到可耻！”毅然率妻儿归国。因此，章炳麟大为叹，称锡麟有项王风，抱必死神，而伯平、宗汉“临难不挠，可谓死士矣”！

徐锡麟最后死得很悲壮，他被以剖心凌迟极刑。当晚审讯结束后，各司聚议，商讨如何置此案。众人皆主张援引张文祥刺新贻案例，将徐锡麟剖心致祭恩铭（有文章称，这个要求是恩铭的妻提的），只有冯煦力持不可，认为斩首国法也，挖心私刑也，不能以私废公。

冯煦，原名冯熙，字梦华，号蒿庵，江苏金坛五叶人。少好辞赋，有江南才之称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历官安徽凤府知府、四川察使、安徽布政使。恩铭死后接任安徽巡抚。

冯煦为何要帮徐锡麟说话？据说是因徐对他有不杀之恩。据凌孔彰回忆说，恩铭被救走后，现场一片混。冯煦吓傻了，呆若木地立于礼堂之上。这时，徐锡麟推了他一把说：“冯大人快走，这不关你的事!”直到这时，冯煦才回过神来，匆忙逃离。徐锡麟之所以不杀冯煦可能与他一贯的族革命思想有关。他的革命宗旨便是推翻满族，光复汉族。在起义纪律中也明文规定，只杀满人，不杀汉官，因而手留，放过冯煦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冯煦对他心生激。既然死罪难逃，但活罪可免，于是便有了袒护之意。

但是，这个意见并没有被接受，最后决定还是挖心凌迟。在冯煦致清廷的电文中有“徐锡麟未便久稽显戮，立即在辕门前正法，援张文祥刺新贻办法，剖心致祭”等语。

7月6日，即徐锡麟被抓获的当天夜里，便被带到抚署东辕门外刑场杀害。他被杀害的过程极为残忍。刽手将其颅割，尔后再将其心挖，盛放于碟中祭供于恩铭尸前。卫队中有人取其肝烹而之，“谓味极”。不过，据陶成章回忆，三司衙门的师爷均为绍兴人，与锡麟是同乡，听有剖心一说，便使人先将徐砸碎，等到剖心时，他早已归天。

徐锡麟被害后，宗汉也英勇就义。他在牢里关了五十多天，备受毒刑拷打，但咬牙关，不吐实。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。

巡警学堂举事失败后，浙江也岌岌可危。7月13日，秋瑾在大通被捕。两天后就义于绍兴轩亭。

徐锡麟起义从组织发动上看存在诸多不足。由于事先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组织发动，仅靠少数人冒险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，而且由于时间一变再变，以至于仓促发动，最后孤军奋战而陷失败。但是，他们的英雄壮举却极大地震慑了清廷，鼓舞了广大的革命者。两江总督端方在致陆军尚书铁良的电报中惊呼：“吾等自此以后，无安枕之日。”而一般官显贵更是到“革命军不足畏，惟暗杀实可怕”。安徽巡抚同两江总督、军机之间来往电函如雪片飞。仅徐锡麟起义两个月，有档可查的电报就有一百六十份之多。

然而，革命的火焰已无法扑灭。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清王朝的丧钟终于敲响了。